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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

我国必须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技术体系

发布时间:2013-07-09 17:59文章来源:中国土地学会 打印

中国农业大学、国土资源部耕地质量与监控重点实验室 孔祥斌

  一、我国的粮食安全必须要转移到耕地数量质量并重的轨道上来

  我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过程,耕地资源的刚性需求依然十分强劲。2010年中国耕地面积仅约为18.26亿亩,比1997年的19.49亿亩减少1.23亿亩,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正在以每年消耗946万亩优质耕地资源的速度发展。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1.58亩减少到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18亿亩耕地红线岌岌可危。而且,我国目前的18.26亿亩耕地是从1997年以来,实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才得以保障实现的。继续实施以数量平衡的耕地保护政策无法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使我国的耕地资源重心发生了明显位移,从东南部向西部和北部转移。这种位移,虽然没有通过具体的数字显现出耕地资源数量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但是确保粮食播种面积支撑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源空间位置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东北、新疆、内蒙的一部分作物播种面积是由草地、湿地这些生态用地转化而来。过去,江南是我国的鱼米之乡,是传统的优质水稻种植区域,但是现在,东北平原是水稻的主要生产基地。在保障水稻需求供应的背后,是我国大片湿地和草地资源的渐渐消失,是更多良好生态空间的消失。为了保障粮食安全,我国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与资源代价。

  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以耕者有其田的设计思路,在保障我国农村稳定的同时,“远近搭配、肥瘦搭配”的平均分配土地,也导致了我国耕地资源的细碎化程度加剧。华北平原、江南区域以及西南区域的土地细碎化呈现加剧趋势。农村居住空间也呈现出不断侵占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资源的趋势。我国的耕地资源不仅受到来自城市化工业化的影响,也受到来自农村内在空间变动的严重影响。为了保障耕地资源安全,我国实施了旨在减少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

  与此同时,单独考虑耕地资源本身的粮食安全保障战略,已经远远不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资源紧缺、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及我国农村空间的破碎化、分散化的问题。我国的耕地生产能力提升,必须从我国耕地生产能力区域差异特征出发,从区域的农村土地结构出发,提出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耕地质量提升的技术。

  二、我国粮食生产单项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迫切需要高标准农田技术突破

  我国农村资源整体不断恶化,而提高耕地生产能力的单项技术却在不断提升。比如我国小麦、玉米和水稻的育种技术不断突破,水资源管理技术不断突破,精准施肥控制技术不断突破,农田土壤培肥和地力提升技术不断得到提升。

  但是,这些已经取得的单项突破技术的应用必须依托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的良好的“光、温、水、土”的立地条件,才能最大发挥其提高生产潜力的作用;必须依托“田、水、路、林、渠、村”整体农村空间支撑能力的提升,依托农村整体生产要素的循环、减量水平的提升,依托农村空间农户、农地组成的人地关系系统的协调发展,才能推动高能、高效、低耗和绿色生产能力的实现。

  支撑高能、高效、低耗、绿色生产能力的耕地质量建设的技术,应不仅包括还包括了具体实现耕地生产能力的农田支撑子系统,还应包括支撑生产能力发挥的整个“田、水、路、林、村”组成的整个农村空间。农田的生产能力高产、低耗、高效的生产能力实现是基于整个的农村空间的各个子系统的协调,发挥整体的生产功能作用。因此,未来的耕地生产能力提升的理论与技术,必须从农村空间以及实现耕地生产能力的农田子系统这两个系统出发来综合考虑和设计。

  三、基于低耗、高效、绿色的生产能力的高标准农田整治技术需求

  在不同的农田系统功能下,形成了不同的农用地土地利用结构,这种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又促进了农田功能的分化。因此,从形成耕地生产能力的系统来讲,在不同的生产能力导向下,产生了不同的农用地利用结构,这种结构表现出对生产能力的强化,还是以发挥耕地生产能力为核心,促进其他的功能,可以协调发展的问题。

  区域的“田、水、路、林、渠、村”整个的农村空间系统。组成整个系统的合理土地利用结构,人地关系的协调,是保障区域生产能力总体协调的关键问题。把农田生产系统的粮食生产的投入和产出纳入到农村空间系统,可以切实提高农田生产效率,降低物质投入,并做到农田投入物质的循环利用,最大限度的利用实现农田生产的投入要素。是实现农田投入“减量化、无害化、低碳化、循环化”的关键。

  从高标准农田系统设计来讲,就是要突出节地、节水、减少劳动强度,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保障农田生产稳定性、安全性、持续性、生态性以及多样性的问题。

  从提高农田生产的稳定性来讲,迫切需要通过线状廊道实现防护林网络化,提高连通性,防治林网破碎化对农田生产的稳定性的影响;建立农田系统缓冲带,不仅可以起到减少病虫害的作用,还可以显著的降低硝态氮向地下水和水体的迁移速度,有效减缓环境污染;对于农田道路沟渠实施来讲,减少生境破损化的生态桥和生态隧道建设。比如传统的桑基鱼塘的模式、黄淮海区域水盐控制模式等、西北的绿洲,滴灌模式等都是技术上的突破。

  从降低资源耗费角度来讲,需要将农村空间的农村居民点、农田、林网、道路等进行通盘研究,研究支撑以实现绿色生产能力。从我国传统的农田生态系统吸取营养,构建促进村级尺度上水、土、肥等资源循环利用的农田整治新模式。通过建立农田系统生产力最高,农民耕作效率提升,物质循环利用低碳的农田整治系统。比如云南的哈尼梯田、广西的龙胜梯田,都是降低资源耗费,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的典范。

  从农村空间整体功能出发:提高耕地利用效率,降低要素投入。耕地生产能力提升不仅要考虑耕地本身生产能力提高,还要从影响区域耕地生产能力的人地系统出发,在农村空间统筹考虑因地制宜。要通过“田、水、路、林、村、渠” 统一考虑,从农用地组成“田、水、路、林、渠、村”的整体土地利用结构控制和结构优化出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田利用规模、降低劳动强度,减少要素投入,循环利用资源。最终形成区域的高产、生态和低碳的生产能力的农田系统建设技术。

  农户在生产意愿支配下,对各种技术进行综合应用,最终实现一个现实生产能力。在耕地范围内,通过生产方式、利用强度以及对技术选择的意愿等通过耕地资源集约化、粗放化过程等实现的一个粮食产量。这个产量与最大和光温生产潜力之间存在一个差异,是第二个产量差值,这个差值是通过农业政策安排、土地制度政策调整、经济政策等来进行调控的一个生产能力。

  总之,在全球气候变化、资源紧缺的国际条件下,我国的粮食安全必须自己解决;而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资源压力下,已有的通过耕地资源扩张,通过高集约化投入的耕地资源保障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迫切需求。面临国际和国内的资源压力,我国必须构建起基于高能、高效、低耗、绿色生产能力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体系,才能构筑起我国粮食安全耕地资源支撑科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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